發佈時間：2013/2/16
汪永晨，1954年7月生於北京，祖籍安徽。畢業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系。
1986年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《午間半小時》節目。從1988年開始關注環境問題。 1996年創辦民間環保組織“綠家園志願者”。 1999年獲中國環境最高獎“地球獎”，並將所獲獎金2萬元人民幣捐給中華環保基金會，設立“綠家園教育基金”。
2006年開始組織“江河十年行”，持續關注中國江河及生活在江河兩岸的原住民；2007年組織15個城市的記者與NGO共同開創“綠色記者沙龍網”。 2008年9月當選美國《時代/CNN》2008環境英雄，2008年12月獲得人民網“改革開放30年環保貢獻人物”榮譽稱號。
她是一位記者，也是一個環保主義者。她從不追求獨家猛料，有什麼新聞都喊上同行一起，以最大限度曝光解決環境問題為目標。她是汪永晨，一個精力充沛的人，同時也是一個真性情的人，從小到大，骨子裡的“俠氣”支配著她的思想和行為，讓她成為了一位在媒體圈和公益圈“行俠仗義”的人。
18年前的春天，作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的汪永晨到美國採訪。從舊金山到矽谷的一段路上，她看到了一派田園式的大好風光：大山腳下的尖頂小屋，裊裊炊煙，滿地的綠草與野花遍布，小河流水……正是這一年在中國，舉世矚目的三峽大壩工程正式動工修建，而在此之前的40多年裡，中國每年建成投產56－420座水壩，1994年以前，中國始終佔據著世界大壩建設數量的首位。
大壩工程上馬，意味著農村被破壞，看到外國綠水青山的那一刻，汪永晨感到很委屈：人家的郊外這麼美，過著這麼悠然自得的生活，而我們的國人呢？想到這個反差，汪永晨禁不住當場哇哇哇地哭起來。 “Something wrong？”旁邊一個外國人看到她哭，禁不住問。
張鳴的一篇博文曾經這樣描寫汪永晨，“認識她的人都知道，汪永晨愛笑也能哭。”2006年，為了推遲怒江上的開發工程，汪永晨玩命似地四下呼籲，聯動媒體。最後，當在怒江山谷疲憊行走的汪永晨，得知大壩緩建的消息時號啕大哭。
標誌性“大哭”之下是真性情的流露，汪永晨坦承自己是個愛打抱不平的人，這種有點像“女俠”的性格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形成。
“死磕”的“瘋子”
上中學那會兒，老師對她可“頭疼”了，“汪永晨，怎麼每次打架都有你。”汪永晨一聽，覺得冤枉，忙向老師解釋著，“不是我要打架的，是別人叫我去，我就衝上去了。”別人打架，都會叫上她幫忙，因為她見不得別人受欺負。
“很多東西都是骨子裡的，”她說，“我同情弱者，他們因為水電開發，因為污染，淪落為最窮和最無助的人，我要為他們說句話。”2006年，汪永晨和志願者們到怒江小沙壩做100個村民的調查。因為修壩，小沙壩的村民們被迫從原來很富庶的地方搬到一個新村，沒有院子，不能養豬、羊和牛。過往村民們種一棵芒果樹的年收入是400～500元，政府只給他們賠償200元/棵就算完了。
調查之後，汪永晨馬上就和怒江項目“擰”上了，聯名21家環保NGO在北京共同呼籲，提請有關部門公示怒江水電開發環境影響評價報告的相關信息，作出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決策。 “人家原本是最富裕的一群人，現在傾家蕩產，我不能看著不管，既然認准了就得把它做下去。”
就是這一認准，有了綠家園志願者，有了江河十年行和黃河十年行。汪永晨計劃用十年時間，通過行走相同的路線來客觀記錄、報導自然生態和江邊十戶百姓、黃河邊八戶人家十年、江源一所小學的變化。其中，江河十年行從啟動至今已經長達6年之久。
在汪永晨的詞典裡，只要是她覺得有意義的事她就會堅持下去，不會半途而廢，所以朋友都喜歡管她叫“死磕”，也有人用“瘋子”、“感性”等詞來評價她。
對此，汪永晨說，外人的不理解和阻撓是常有之事，但這並不會影響她對環保事業的熱愛和堅持。 “其實我挺理性的，試問一個光有感性和衝動的人能把一件事做十年嗎？”
2010年的江河十年行，汪永晨遇到過很多阻礙。有一次她在漢源跟踪因修瀑布溝電站受影響的一戶人家，沒想到去的時候就被人盯上了，回京之後領導找她，要求她“不要以單位和記者的名義去做這些事情”。 “我一直都是以志願者的身份去的。”汪永晨當時這樣答。
不追求獨家新聞的記者
然而，伴隨著她在環境事業上熱情的投入，質疑的聲音也接踵而至。
媒體圈內有這樣一個說法，“有什麼事千萬別告訴汪永晨，她一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了。”而作為環保NGO“綠家園”負責人的汪永晨對此不以為然，她始終認為，信息公開是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關鍵。因此，她與圈內其他記者最大的分歧在於：她不追求獨家新聞。在她看來，中國的環保力量還很弱，如果媒體都追求獨家的話，無法形成合力，推動問題解決的難度就更大了。
汪永晨自認為成功地在記者和環保NGO負責人這兩種身份中找到了平衡點：在都江堰問題上最早發聲的是環保NGO，但真正發揮作用的卻是媒體，而“綠家園”的發展又利用了她作為記者的身份。
但是，這種角色的混淆卻遭到外界的質疑。 2005年意大利國際記者年會上，外國的記者認為記者不應該這樣又當記錄員，又當運動員。但汪永晨覺得中國的情況比較特殊，“在歐美國家，很多事情都可以靠法律去解決，可是在中國法制還不健全的環境下，想要推動環境問題的解決，記者需要更多地和NGO合作。”
既是傳媒工作者，又是環保NGO的活躍成員，汪永晨毫不諱言這一“中國特色”的身份帶來的便利。在她印像中，幾乎所有在全國較有影響的環保N G 0的領導者，都有著媒體工作經歷或至今依然從事新聞工作。他們不僅率先行動，而且擅於利用大眾傳播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，帶動其他社會精英參加，形成了群體性力量。
“我們中國人有自己的方式。”汪永晨說。 “如果只是強調記者報導的這個功能的話，這不是我。”
（來源：南都網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