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佈時間：2012/4/27
（１）制禮作樂，敬德保民
周公制禮作樂的內容十分廣泛，並不限於“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”一類的禮節。 《左傳》文公十八年，季文子使太史克對魯宣公說：“先君周公制《周禮》曰：則以觀德，德以處事，事以度功，功以食民。”周公制訂周禮說，禮儀用來觀察德行，德行用來處置事情，事情用來衡量功勞，功勞用來取食於民。可見“周禮”包括“觀德”、“處事”、“度功”、“食民”等方面的內容。 《左傳》昭公二年記載韓宣子至魯，在太史那裡觀看冊書，看到易、象和魯春秋，說：“周禮都在魯國了，我現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西周之禮所以能成就王業的緣故了。”這說明周公制禮作樂的內容十分廣泛。簡單地說，周公所作之禮，是西周時期的一系列典章制度，其中以政治制度、宗教禮儀以及道德倫理規範為主，同時還包括人們的生活方式等等。而周公作樂，則不僅包括樂曲，而且還包括詩歌、舞蹈等項內容。
周公制禮作樂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鞏固西周王朝的統治，維護“親親”與“尊尊”的宗法制及等級制。同時，周公制禮作樂也是對夏商兩代禮樂制度的繼承和發展。他是承上啟下的人物，既是集大成者，又是創新者。 “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”。意思是周族雖是一古老的邦國，但承受了天命就換上了一番新氣象。周公開創的燦爛大備的西周一代文化教育，同時也為後世文化教育的發展開闢了道路。
敬天保民是商代統治者的神道設教思想，周公改為敬德保民，強調“明德”這一點，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。周公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，他看到商代統治者，如紂王，口口聲聲說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，但仍挽救不了他的滅亡。於是提出必須重視統治者自身的道德修養，才能永保天命，維護其統治。所以他說文王“克明德慎罰，不敢侮鰥寡，庸庸祇祇，威威顯民，用肇造我區夏，越我一二邦，以修我西土。惟時怙冒，聞於上帝，帝休，天乃大命文王。”意思是說，文王能夠修明自己的德行，對於刑罰做到小心謹慎，他不敢輕看和虐待那些鰥夫寡婦，他任用該任用的人，尊敬該尊敬的人，懲罰該懲罰的人，他的德行在人民中間非常顯著，這樣，他就開始把我們的國家和我們幾個友邦建立在中夏地區，把我們的西方治理得很好。他的德行叫上帝知道了，上帝很喜歡他，就命令他把殷滅掉，他從此就承受了殷人原先所受的天命和殷人的疆土和人民。周公向統治集團提出了“小民難保”的警告，認為小民是最難安撫的，你們要事事留心，要加強自身的德行修養。 “丕則敏德，用康乃心，顧乃德，遠乃猷，裕乃以民寧，不汝瑕殄。”要效法古人修明德行的作風，來安定自己的意志，檢查自己的德行，放遠自己的規劃，只有這樣做，才能把這裡的人民安定下來，我也不至於加罪於你，教你的國家滅絕。認為只有言行符合明德，才能保住小民，即“乃以民寧”，不會滅亡。周公在“敬天保民”的思想中摻入了“明德”這一內容，是對商代奴隸主一切聽命於天的思想的修正和補充，為後來孔子與儒家的德治主義開了先河。
周公的“敬德”思想包括了豐富的內容，其一是要求統治者明察情況，用賢去姦，不可一味使用暴力，用刑要謹慎，這屬於政治的範疇；其二是要求統治者勤於國事，檢點自己的言行，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，這屬於道德教育的範疇；其三所論之德是人自身的一種屬性，這屬於古代人性論的範疇。以上三點可以分別稱之為“德治”、“德行”與“德性”，講的都是修己治人或修己安人之道，是十分現實的政治、倫理、教育問題。周公的敬德思想著重於人事的努力與個人的行為表現，包含唯物主義的因素，要求加強對人的後天教育。因此他既言德又言教。他在《尚書·酒誥》中反復言“教”：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，無彝酒。”“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，其爾典聽朕教。”意思是說文王常教育訓誡勉勵年輕一代做好本職工作，無常飲酒，囑咐他們常“聽我教誨”勿違犯。這表明周公強調“以教育德”，他從敬德思想出發，重視教育的作用，從而促進了“六藝”教育的興起。
周公從制禮作樂及敬德保民思想出發，把教育視為治國安邦的重要武器，這對周以後的教育思想影響很大。孔子“為政以德”的主張，《學記》“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學”的思想，以及歷代統治者關於“以教化為大務”的見解，都可以說是對周公這一思想的繼承與發展。
（２）孝友為德，力戒貪逸
周公說：“我受命無疆惟休，亦大惟艱。”他深知周室受命於天，雖取代了殷人，但仍有“大艱”，不可輕忽。他又說：“無不可信，我道惟寧王德延。”他懇切地告誡周室統治者，只有加強修己敬德，孝友為德，才能使文王開創的國祚永年。他把道德教育視為關乎國家千秋大業的事情。
如前所述，周代為了加強統治，建立了宗法制度，政統與血統相結合，特別重視孝、友的教育，使父子、兄弟都遵守孝悌之道。周公把不孝、不友看做是最大的罪惡。他在《尚書·康誥》中說：
“子弗祇服厥父事，大傷厥考心；於父不能字厥子，乃疾厥子；於弟弗念天顯，乃弗克恭厥兄；兄亦不念鞠子哀，大不友於弟。惟弔茲不於我政人得罪，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，曰：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！”
他的意思是說，當兒子的不能盡心給他父親做事情，卻大大地傷了他父親的心；當父親的不愛他的兒子，卻仇恨他的兒子；當弟弟的不講做人的道理，不能尊敬他的哥哥；當哥哥的也不體念父母養育兒子的勞苦，很不友愛他的弟弟。像這一類壞人，當君長的如果不處罰他們的罪行，那上天給人民所規定的做人的道理就會完全叫他們破壞了。所以說要趕緊用文王所規定的刑罰去懲罰他們，萬不能饒恕他們！周公對孝悌之道特別重視，這是和周代的親親、尊尊的宗法制度相聯繫的。
據《尚書·君奭》記載：“召公為保，周公為師，相成王為左右。”周公自擔任周成王太師後，一方面輔佐成王，施政於朝，另一方面也繼承了前代師保之教的優秀傳統，力盡師保之責，對成王的教誨十分成功。在《尚書·無逸》篇記載了的“體恤下民，力戒貪逸”的教育主張。他說：
“嗚呼！君子所其無逸。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，則知小人之依。相小人，厥父母勤勞稼穡，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乃逸乃諺，既誕，否則侮厥父母曰：‘昔之人無聞知’。”
他的意思是說，在上位的君子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也不要貪圖安逸！先要去體驗小民種莊稼的艱難，然後再過安逸的生活，就會了解小民的痛苦。你要看看那些小戶人家，他們的爹娘辛辛苦苦地種莊稼，到了他兒子這一代卻不知道種莊稼的艱難，只是貪圖安逸，放蕩不恭，等到放蕩久了以後，倒反侮辱他的爹娘說：“上一代的人甚麼都不懂。”
周公善於運用歷史告誡教導成王，他以商代的“明王”祖甲為例：
“其在祖甲，不義惟王，歸為小人，作其即位，爰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於庶民，不敢侮鰥寡；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，自時厥後立王，生則逸；生則逸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不聞小人之勞，惟耽樂之從。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，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。”
他說祖甲認為代兄稱王是不義，因而逃往民間；後來即了王位，他就知道小民的痛苦，能夠保護和喜愛小民，連鰥夫寡婦都不敢輕慢；所以他的壽命也長久，他在王位一共是三十三年。從此以後，殷朝的國王，一生下來就過著安逸的生活，既然生下來就安逸，也就不知道小民種莊稼的艱難，更聽不到小民的痛苦，只是沉醉於玩樂。所以從此以後的國王沒有一個人的壽命是長久的，他們在位的時間，有的是十來年、七八年、五六年，還有的只三四年。周公以此教育成王及周室子弟：後世國君是否能不忘先王創業和守成的艱難，是否能悉心體察民情並具備不圖安逸的品德，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存亡、朝代的興衰。
此外，在道德修養的方法上，周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一是教育王室成員應了解古今興亡的歷史經驗教訓，擴充自己的見聞，即所謂“高乃聽”，在《尚書·康誥》中說：“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，用康乂民作求”，“汝丕遠惟商耇（ｇǒｕ，音狗，老，高年）成人，宅心知訓”。意思是說，在這裡我們應效法殷代先世聖王的德行，去安撫和治理殷民，要和殷商的年老有德的人多接近，誠心接受他們的教訓。這就是說，要藉鑑前人以往的經驗來充實完善自己，使自己的修養不斷提高。二是教育王室成員從自身方面，嚴格要求，即所謂“永觀省，作稽中德”。他說：“嗚呼！小子封，恫瘝乃身，敬哉！”“小人怨汝詈汝，則皇自敬德。”意思是說，年輕的封啊，你要把人民的苦痛當做自己的苦痛一樣，你應時時注意，嚴格要求自己啊！如果有小民在恨你罵你，你會更加嚴格地修養自己的德行，“寬綽厥心”，開闊自己的心胸。通過這樣一些方法不斷的修養，實現“作稽中德”、“作汝民極”的道德要求。
（３）勤勉從政，謹言慎行
周公反復強調君臣上下必須戒驕戒逸，勤勉從政，謹言慎行。他列舉殷王中宗、高宗、祖甲，讚揚他們皆能“治民祇懼，不敢荒寧”，因此都成為頗有政績的“明王”。他又舉周文王為例：
“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，徽柔懿恭，懷保小民，惠鮮鰥寡，自朝至於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，用咸和萬民。文王不敢盤於遊田，以庶邦惟正之供。文王受命惟身，厥享國五十年。”
他說太王、王季都是謙虛謹慎的，文王更親身做卑賤的事情，他很留心於修築道路和教導小民種田這些事情，他的為人是又柔和又謹慎，他很愛小民，特別體恤那些鰥夫和寡婦，他每天從早晨忙到太陽偏西的時候，連飯都顧不得吃，因此，他就使得萬民同他一條心。文王不敢貪戀遊覽和打獵，他總是忙著和各國的君長去處理政事。因此文王的壽命也很長久，他雖然已到了中年，才受天命做王，但在位竟達五十年。
周公稱頌文王勤奮精神，用以激勵成王。同時，他既重言教，又重身教，以身作則，堪稱表率。據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記載：
“周公戒伯禽曰：‘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之叔父，我於天下亦不賤矣。然我一沐三握發，一飯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猶恐失天下之賢人。子之魯，慎無以國驕人。’”
這就是著名典故“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”的由來。 “吐哺”，吐出口中的食物。說明周公勤奮、熱情，善待來客，甚至“一沐三握發，一飯三吐哺”，停下來招呼客人，如此為國事勤勞、求才殷切。周公以此教育他的長子伯禽，告誡伯禽受封於魯，小心謹慎，戒驕戒躁，勤勉謙遜。
周公還反復告誡成王要謹言慎行、克己自謙，他反复宣揚“先哲王”的德行：
“昔在殷王中宗，嚴恭寅畏，天命自度，治民祇懼，不敢荒寧；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。其在高宗，時歸勞於外，爰暨小人：作其即位，乃或亮陰，三年不言，其惟不言，言乃雍；不敢荒寧，嘉靖殷邦，至於小大，無時或怨；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。”
他對成王說：我聽說從前殷國王中宗，為人莊重謹慎，做事完全依照天命，治理小民十分小心，一點也不敢懈怠；因此他得到了很高的壽命，在王位一共是七十五年。殷另一個國王高宗，長時期在民間吃苦，和小民在一起生活，後來就了王位，忽然得了一種喑啞病，一連三年不能說話，他原先不能說話，後來一說話就得到了臣民的喜悅；他做事是一點也不敢懈怠，因而把殷代治理得很好很安定，以至於大大小小的臣民都很服從他，沒有一個人對他有怨言；因此他的壽命也很長久，在王位一共是五十九年。
周公教育成王：聖明的君主，必須克己自謙。對民眾的怨恨責罵，應當反躬自責。在《尚書·無逸》篇，他說：
“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，茲四人迪哲。厥或告之曰：‘小人怨汝詈汝。’則皇自敬德。厥愆，曰：‘朕之愆！’允若時，不啻不敢含怒。此厥不聽，人乃或譸張為幻，曰：‘小人怨汝詈汝’。則信之。則若時，不永念厥闢，不寬綽厥心，亂罰無罪，殺無辜，怨有同，是叢於厥身！”
周公這段話的意思是說，從殷王中宗、高宗、祖甲到我們的周文王，這四人是最聖明的。如果有人告訴他們說：“小民在恨你罵你啦！”他們就會更加小心地修明自己的德行。他們聽到臣民有了過錯，就說：“這是我的過錯呀！”他們是這樣的誠懇，不僅僅是不敢對臣民發怒而已。你如果不聽這些正經話，人家就會造謠欺騙你，人家說：“小民在恨你罵你啦！”你就會信以為真。果真是這樣，不去思考自己的過失，不開闊自己的心胸，卻對於無罪的人隨便懲罰，隨便殺戮，那麼小民就一致怨恨，怨氣就會聚在你身上！
周公對成王進行謹言慎行的教育時，鄭重指出對待刑獄之事，必須慎之又慎，“勿誤於庶獄”。這是他“明德慎罰”思想的體現。他常警告成王：“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！”萬不可像殷王紂那樣整天胡里胡塗地只管吃酒發脾氣呵！他既以此教育成王，也同樣身體力行，他還政於成王后，“北面就臣位”，不以功臣自居，態度格外謙遜恭謹，所謂“匔匔（ｑｉｏｎｇ音窮）如畏然”，就是這種克己自謙品德的具體表現。
正是由於周公堅持對成王這般的教誨、倡導和身體力行，造成了周初為政無逸的“王風”——孝友為德、力戒貪逸、勤勉從政、謹言慎行。周公死後，成王不忘其教誨，不敢貪求安逸。成王死後，太師召公、太保畢公，仍堅持周公的遺教，“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，申告以文王、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，務在節儉，毋多欲，以篤信臨之作顧命。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。”成王、康王堅持周公之遺教，勤奮為政，力戒逸樂，造成西周初年的統一穩定的局面，即形成所謂“成康之治”。
周公對成王師保之教的重大影響不僅見於西周，而且波及於後世。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受周公師保之教的影響，十分重視對太子的教育，特意任命魏徵為太子師，令其輯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，名為《自古諸侯王善惡錄》，賜給諸王，以加強對唐代王室子弟的品德教育。清代學者皮錫瑞在《經學通論》中指出，魏徵的思想與《尚書·無逸》是一脈相承的：“《無逸》見人君當知艱難，毋以太平漸耽樂逸之義，觀此知憂盛危明，當念魏徵所云‘十漸不克終’矣。”歷史已經過去了三千年，但是周公對成王的教育，今天仍發人深省，給人以啟示。
（４）識人有方，任人唯賢
周公還教誡成王，為政必以用人為要。誠如崔述在《豐鎬考信錄》所說：“周公何以作《立政》也？蓋治國以用人為要，而用人以知人為先。”
“立政”的“政”訓“長”，即“官”。 “立政”就是用人立長、任賢官人的意思。周公在《尚書·立政》篇告誡成王，用人乃是從政之根本。他總結了夏商兩代用人之得失的經驗教訓，指出善用人就會出現像夏禹、商湯垂拱而治那樣的盛世；不善用人就會像夏桀、商紂一樣亡國喪邦。周公悉心向成王教授“官人之法”，認為“官人之法”乃國之大法，是光大德政之根本。他還指出，君主如果深通官人之法，用之都邑，可以和協其民，用於四方，“其在商邑，用協於厥邑，其在四方，用丕式見德。”可以因“大法”而愈顯見為政之德。為了使成王掌握官人之法，周公不僅個人竭誠勸教，還在朝廷之上與“群臣陳官人之大法”。所謂“官人之法”主要是識別人才、選拔人才、使用人才三個方面。
關於識別人才。周公總結了夏、殷兩代識才的經驗。夏代提出了“三宅”，殷代提出了“三俊”。周公說成湯用這種方法考核官吏、選拔人才，結果做到了官不曠其職，德不浮其名。 “宅乃事，宅乃牧，宅乃準”。周公認為，夏、殷之所以興起者，是由於實行了這個原則；而其所以敗亡，是因為違背了這個原則。而周代的成功也就是因為繼承了這個人才識別的原則。周公堅持識人應“知忱恂（審其心）於九德之行”，即既審視人的內心之德，又考察體現其德的道藝作為。這種兼顧德行與道藝的識人之方，開中國古代人才研究之先聲，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也是有意義的。周公主張識人要做到才與職、德與官相結合，而反對“謀面，用丕訓德”的辦法。 “謀面”是以面取人，既不考其德，又不察其行，只是聽言觀色，憑個人印象與感情取人。 “丕”讀作“不”，只重表面現象而不重德行，是識人之大忌。周公主張對擔負不同官職的人，要從不同的角度，按不同的要求，去考察他們的德與能。屬於政務之官，要考察其是否善於理事；屬於理民之官，要考察其是否能使民安樂；屬於司法之官，則要考察其施法是否公正。周公認為堅持這種方法才能識別與選拔到有德有能的人才。
關於選拔人才。周公在《尚書·立政》篇中提到了夏用“九德官人”，即選拔任用具有寬而栗、柔而立、願而恭、亂而敬、擾而毅、直而溫、簡而廉、剛而塞、強而義九種品德的人。這每一種品德，都相反相成，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法思想，也包含著豐富的心理氣質的內容。周公將這九種品德提出來，作為任人唯賢的成功經驗，這是很有意義的。他還教誡成王，任人唯賢，即選拔“吉士”（有德之士），“遠 （ｘｉａｎ，音先）人”即遠離邪佞之人。他說：“繼自今立政，其勿以人。其唯吉士，用勱相我國家。”這即是說，任用“吉士”，可使國家有賢人輔政；如果用了“邪佞人”，雖然建立了官制，“國則罔有立政”，就同沒有建立一樣。更為嚴重的後果將是國祚絕滅，“是罔顯在厥世”，國其無後矣！可見周公對任用賢人是何等的重視。
關於使用人才。周公主張逸於使賢，即要放手使用賢人，不可多加干涉。他說周文王治國是這樣的，凡屬“有司”所管的“庶獄”之事和“牧夫”所管的“庶慎”之事，一概“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”。即或用或不用，都由有司和牧夫所訓執行。 “庶獄庶慎，文王罔敢知於茲”。意思是說，周文王從不輕易干預下級職責範圍之內的事情。因為這樣做，被擢進的賢人才可能充分發揮作用。而逸於使賢，又必須以勤於求賢為前提。周公告誡成王，文王其所以能逸於使賢，正是由於他求賢如渴，不惜勞心、勞力之故。周公認為要像文王那樣“克厥宅心”、“克俊有德”，即經過審慎考察，擢進有德之士。一旦任用之後，就要放手使用，君主只需把握國之大體，不過多干預下級行使職權。他的這種勤於求賢、逸於使賢的思想，不失為人才使用上的卓見。
周公倡導的“官人之法”，包括識別人才、選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三方面的內容。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系統闡述人才問題的思想。它直接影響到西周的選賢貢士制度。當時負責任官的司馬，其“論辨官材”的原則和方法，正是周公“官人之法”的具體施用。遠在三千年前，中國古代就產生瞭如此系統的人才思想，這在中國乃至世界人才學說發展史和文化教育發展史上都是有意義、有價值的。
（５）提倡彝教，化民成俗
周公重視彝教，認為這是治國平天下不可缺少的政教活動。所謂彝教，就是對庶民經常進行的德行規範教育，即古人所說的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動。由周公創制，見於《尚書》的各種“誥”，有不少就是訓俗的文件，後世多作宣傳教化的“諭俗文”。周公訓俗，尤為重視行為規範的教育。他認為庶民若能經常按規範行事，即“民之秉彝”，沒有越軌行為，天下就太平了，這即是所謂“好是懿德”。
周公十分重視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動，他制禮作樂的主要目的也在於此。如前所述，周公制禮作樂的基本精神在於“明君臣之義”、“明長幼之序”，向整個社會宣揚“貴賤不愆”的宗法等級觀念。 《禮記·樂記》說：“禮也者，報也。”“報”是古代祭祀有功祖先的禮儀活動，施行“報”禮，其用意在於“報本反始也”，不忘其所由生，不忘其根，從而提倡孝道。西周重視“報禮”，強調“孝道”，是與周公的積極倡導分不開的。
據《孝經·聖治》載：“孝莫大於嚴父，嚴父莫大於配天，則周公其人也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”自周公改制之後的孝，“莫大於嚴父”，突出了父權思想，確立了嫡長子繼承製，“嚴父莫大於配天”，所謂配天之祖即為天子，周天子便成為與國共敬之祖先。君權與孝道結合，即所謂“親親父母為首”、“尊尊君為首”。所以說周公提倡的孝道，已能窺見“三綱”思想的萌芽，孝道已成為教化的重要內容，“經國家，定社稷，序民人，利後嗣”，也就是說，孝道具有治理國家、安定社稷、使百姓有序、使後代有利的重要作用。所以周公把孝道教育視為彝教的中心，他在《尚書·康誥》中告誡康叔曰：“元惡大憝，矧惟不孝不友……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，曰：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！”他認為人之罪惡莫大於“不孝不友”，凡民眾出現了“不孝不友”的人，就是民彝破壞之時，必須立即用文王所作之刑罰規定，嚴加處置，不得姑息饒恕。
“義”也是民彝的一個重要內容，這與周公直接有關，周公主張對殷人要根據“殷彝”定罪，“用其義刑義殺，勿庸以次汝封。”就是說，應依照殷代的常法來判決犯人的罪，該判刑的就要判刑，該殺掉的就要殺掉，切不可憑你個人的意志斷案。在這裡“義”是“宜”的意思，適宜、合理的事稱“義”，指統治者必須“明德慎罰”。這裡把“義”作為對庶民的“訓俗”活動，則是“尊尊”的意思。 《禮記·喪服》說：“貴貴尊尊，義之大者也。”《禮記·中庸》說：“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。義者宜也，尊賢為大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”意思是說，仁是愛人，但最重要的是親愛自己的親人；義是適宜，但最重要的是尊重賢人。親愛自己的親人，其中還要有差別；尊重賢人，其中也要有等級。所謂禮就是由這裡產生出來的。由此可見，“義”表示的是“尊尊”、“貴貴”、“尊賢”，是與“親親”相區別的道德範疇，“義”，反映的是階級關係與等級關係，是禮的重要內容。周公制禮，強化了“義”，後世所推崇的“門外之治義斷恩”，門外謂朝廷之間，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，還有所謂“大義滅親”云云，都是“尊尊”高於“親親”，亦即階級關係、等級關係高於血緣關係的體現。總之，“義”的教育成為中國古代社會道德教化的重要內容，是和周公的倡導分不開的。
據史籍記載，周公曾倡導籍田禮，即始耕典禮。每年春耕時，周天子到國都南郊的公田舉行隆重的始耕典禮，旨在提倡勤勞耕作之風。據說《詩經》中的《周頌》為周公所作或為周公所訂定。 《周頌》中的《載芟》和《噫嘻》篇，就是舉行籍田禮時所演唱的詩歌，這是周公曾經進行勸農教化活動的明證。周公提倡始耕典禮，對於鞏固新田制，重視農業生產和形成勤於公田耕作的風氣，從而推動社會進步有一定作用。 《周禮·大司徒》中關於教化的職責規定，有“以世事教能，則民不失職”一項。西周以後各朝代，也常設司農司、力田吏以提倡和指導農業生產，“勸課農桑”，這對社會生產的發展和勤勞風尚的形成，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。追溯其源，與周公有關。周公推行社會教化，用了很大力量，創制了一套方法，大部分為後代統治者所繼承。周公的主要做法如下。
第一，采風易俗。周公很重視民俗的教育作用，他提倡並親自進行采風問俗的教化活動。據傳，周公為製禮作樂曾採集文王時周地以南的民歌，昭示天下，教人們懂得道德修養的重要性。 《毛詩序》說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是周公採集的。這與班固關於周太師負有采風之責的說法，正好互相印證。
從有關史料分析看，周公采風問俗的目的有二：一是為了調查施政的得失利弊，以為諷諫之用。如《豳風·七月》以詩的形式記述了農人一年四季勞作生活之苦，周公獻於成王，就是勸教成王力戒貪逸，使之“知稼穡之艱難”，“知小人之依”。二是為了化民易俗，實施社會教化。其做法誠如清末維新派人士黃遵憲在《論禮儀》一文中所說：“於習之善者導之，其可者固之，有弊者嚴禁以防之，敗壞者設法以救之。”周公大力禁止酗酒之風，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事例。周人曾染上了酗酒的惡習，反映了驕奢之風在滋長。周公為杜絕這種危害，嚴肅警告人們，酗酒風起，必定會造成“大亂喪德”的後果。
周公還改革過婚俗。西周初年婚姻狀況混亂，老婦與少子亦可成婚。後周公進行了婚制改革。據王國維考釋“同姓不婚”是周人“大異於商者”的。周公提倡“同姓不婚”的新禮俗，有兩方面的作用。一是“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”，異姓結婚有利於加強種族的生命力；二是使非姬姓服從姬姓，既嚴男女之別，又可抬高周族姬姓的地位，達到進一步鞏固宗法制度的目的。周公的這些活動，在施行教化、整飭世風方面，發揮了很大作用。
第二，頒布誥訓。周公運用文字或口述的形式，有目的地宣揚教化，創制了誥訓一類的文告。現存的《尚書·周書》中保留了一部分，內容都是用孝親、守法教導民眾，要求人們互相勸勉，形成有利於周室統治的民習民風。這是進行社會教化頗有影響的一項措施，常常能收到家喻戶曉的效果。周以後的各代統治者，很多繼承了這種“訓俗”之法，曾頒布箴規、誥訓以及“聖諭”、“諭俗”等文告，有的還親自講述，或讓鄉里中“老成賢德之士”進行解說，以擴大影響。
第三，制定禮樂。禮樂淵源很久，但也是來自民俗，故《周禮》雲：“禮俗從取其民。”周公制禮作樂旨在“一民心，齊民俗”。 “禮，履也。國人所踐履。”它有規範人們道德行為的作用。 “樂也者，動於內者也”。它有培養人們道德感情與情操的作用。周公把握了禮樂特點，精心製作，所以周人的冠、婚、喪、祭和視、聽、言、動，都由禮樂的節文加以規範。由於“上行下效，風過草偃”，所以禮樂行之於上，必化而為“風”；民習行之於下，定變而為俗。周公這種制禮作樂以正風俗的做法，既收效於西周，又影響於後世，成為中國古代施行社會教化的傳統。
周公在觀民風、化民俗的社會教化方面，有豐富的經驗。他主張因勢利導，提倡“平易近民”。據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載，周公長子伯禽與太公望（姜尚）初封魯與齊，伯禽三年而政成，太公五月而政成。為什麼兩人會一遲一疾呢？伯禽是“變其俗，革其禮，喪三年然後除之，故遲”。而太公則是“簡其君臣禮，從其俗為也”。周公根據兩人對禮俗的不同處置，而造成為政效果的不同，提出為政化民必須“平易近民”，他說：“夫政不簡不易，民不有近；平易近民，民必歸之。”這說明周公既重視化民易俗，又懂得民俗的特點，難於更易而又可以更易。 “平易近民”的主張就是他根據這種特點提出的，是很有見地的。周公在治理殷民及被征服的東方各族時，就遵循這一原則，注意盡量保留這些民族有益的風俗習慣不變。他還提出“各安其宅，各田其田”，這對減少敵對情緒，接受周公的社會教化，穩定政局，發展生產，都是有積極作用的，所以深得民心。荀子在《王制》篇中盛讚周公說：
“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，曰：‘何獨不來也！’東征而西國怨，曰：‘何獨後我也！’孰能有與是鬥者與！安以其國為是者王。”
意思是說，當周公向南面去征伐的時候，北方國家的百姓就埋怨著說：“為什麼單單不到我們這裡來呀！”向東面去征伐的時候，西方國家的百姓就埋怨著說：“為什麼單單把我們放在後面呀！”試想還有誰能和這樣的人抗爭呢？因此凡有能夠把他的國家照這樣做的，就能稱王於天下了。
總之，周公特別突出“德治”思想，強調民心歸向，處處炫耀祖宗德業。 “任德教”是他教育思想的主旋律，對後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，終於使中華民族在古代就以“教化有方”、“禮儀之邦”而著稱於世界。
來源：博學人網·中國史
